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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冀野

詞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

      詞的發生,不是很簡單的可以解答。方成培《香研居詞塵》上說:「古者詩與樂合,而後世詩與樂分,古人緣詩而作樂 ,後人倚調以填詞,古今若是其不同。而鐘律宮商之理,未嘗有異也。自五言變為近體,樂府之學幾絕。唐人所歌,多五七言絕句,必雜以散聲,然後可被之管弦,如陽關三疊而後成音 ,此自然之理。後來遂譜其散聲,以字句實之,而長短句興焉。」從 這類議論看來,要知道詞的發生,當先知道詞牌的發生,也就是先要問詞樂是如何的發生?解答這一問題,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講:
 
(一) 古樂的遺留

 

 

 

在《舊唐書 - 音樂志》堙A說得很詳細:「宋梁之間,南朝文物,號為最盛。人謠國俗,亦世有新聲。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,收其所獲南音,謂之清商曲 。隋平陳,因置清商署,總謂之清樂。遭梁陳亡亂,所存蓋鮮。隋室以來,日益淪缺,武后之時,猶有六十三曲。」這六十三曲,應對於後來的詞樂 ,甚有影響。「自長安以後,宮廷不重古曲,工伎轉缺,能合於弦管者,唯明君,楊伴,饒壺,春歌,秋歌,白雪,畫堂,春江花月等八曲 。」這時,古樂逐漸凌替。「自開元以來,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。」胡夷 ,里巷的確也是詞樂的泉源。
 
(二) 胡曲的輸入

 

 

 

 

中國音樂受外來影響,在歷史上,漢以前我們不知道。漢以後我們很可曉得的,翻開《隋書 - 音樂志》來,有很詳細的記載。唐代詩人如王之渙,王昌齡諸人的詩,在旗亭傳唱,恐怕很多就是用流行的外來的歌譜。又《舊唐書 - 音樂志》說:「自周隋以來,管弦新曲將數百曲,多用西涼樂。鼓舞曲,多用龜茲樂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。」民間於胡曲如此普通的了解 ,無怪崔令欽《教坊記》所載有三百二十五曲之多。許多鼓舞曲如怨胡天,羌心怨,南天竺,定西番,望月婆羅門,胡僧破,突厥三臺之類。望名可知其為胡曲 ,或自胡曲變出。《蔡條詩話》云:「按唐人《西域記》龜茲國王與其臣庶之知樂者,於大山間,聽風水聲均節成音,復翻入中國 ,如伊州,甘州,梁州等曲,皆自龜茲所致。」於此可知中國音樂上之變動,都是受胡曲的影響了。
 
(三) 俚詞的采倣

 

 

 

在最早許多詞調之中,如竹枝詞,楊柳枝,浪淘沙,憶江南,調笑,三台等,頗多就是從里巷出來的 。所謂里巷之曲,因為散在各地,有些很偏僻的地方,並且這種曲大都有地方性,所以不大普遍。但為文人所喜,便形成初期的詞了。劉禹錫在竹枝詞序中說:「里中兒聯歌竹枝 ,吹短笛,擊鼓以赴節,歌者揚袂睢舞,以曲多為賢。聆其音,中黄鐘之羽。率章激訏如吳聲,雖傖儜不可分,而含思宛轉。」把素不見重的民歌 ,漸漸文藝化。如張志和的漁歌子,想來是潤飾或者改作當時的漁歌而成。里巷之曲,與詞樂的關係,於此可見。
 

   保存着一部分古樂,一面受胡樂的影響,同時採納一些民間的歌聲;遂成為當時詞樂,而詞的文章,便漸漸成為獨立的文體 ,詞的發生,原來是這麽複雜的。

   說到詞的發展,當然是宋代的事。所謂:「詞至北宋而大,至南宋而精。」這「大」字真是最妙於形容了 。北宋詞如何成其為大呢?據我看來,其中有四大關鍵:
 
(一)

 

宋初,有晏殊等保守五代十國之舊作風。沒有這一番保存,那麽决不會產生詞的新運。詞之所以發展 ,這是第一步。
 
(二)

 

到了柳永,便開「慢詞」之源。從令詞到慢詞,這是詞體的擴充,要不是從體制上開拓 ,詞也决不能一新面目,所以慢詞的創作,是詞的發展的基礎。
 
(三)

 

蘇弒出來革去詞中綺羅香澤之習。這是詞的內容的擴充,要不是從內容中開拓,詞也决不能有新的生命 ,向來「正變論」者,以蘇軾為變體,實際上不認識詞的真義,「變」正是「正」的發展 。如果沒有蘇弒,恐怕詞體永遠被香澤綺羅佔據住了。
 
(四) 有一個周邦彥集了大成。這是詞的文章與音樂同時的一大進展在詞史上能奠定詞壇局面的,只有周邦彥一箇。

   能保守,能創造,能革命,能集成,北宋的詞畢竟是大的。南宋之所謂精,是以詞的文章,去依附詞樂,除了「自變腔」稍有些創作的意味外 ,餘則斵喪天趣,遠不如北宋了。所以南宋以後,直至元明都無足觀。清代詞學的再起,一是張惠言的「尊體運動」,以「意內言外」之旨 ,提高詞價。一是朱古微先生等校勘詞籍,為詞結了一筆總賬。所以今後詞的命運是無可再圖的了。從詞的發生,到極盛時代,只是北宋這一段,是一大發展。清代二期 ,不過「迴潮」而已。


阿英

什麽是趣味?它怎樣分成高級和低級?

      最近幾年,很多人在提倡「趣味主義」,印行趣味刊物。對於這一傾向,贊成的也有,反對的也有。雖沒有鬧到「沸反盈天」的地步,可也真是「莫衷一是」。這其間,究竟誰是誰非呢?我們應該弄清楚。

   首先我想說一說「什麽是趣味」。記得在新文學運動時期,梁啓超曾經有過一回講演,講題是「學問的趣味」,他的意思,是指出許多人所說的趣味,實在是並無趣味,衹有認真的研究學問,纔能得到真趣味。就是不一定使人得着快感的就算趣味,一定還要它具有積極的健康的意義,纔能算得真趣味。

   因此,在文學上之所謂趣味,是使人特別能增加快感,無論是悲抑是喜,但必需具有很强的社會意義。趣味的高級和低級,就在這上面來區分,這也就是梁啓超所說的「趣味」與「並非趣味」。

   有如果戈里的小說,《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》,為着一聲「駡」,對方覺得有傷貴族的尊嚴 ,於是彼此涉訟,鬧到十年以上,兩個人都傾家蕩產,變成窮漢。這事實是有趣味的,但這不僅使人得到快感的趣味而已,還可以使你進一步認識俄國貴族社會的內容 。如他他戲劇《巡按》,不僅使你覺得那巡按女兒送給騙子的可笑,也可使你曉得俄國官場的黑暗與卑污,像這樣的文學上的趣味,是高級的。

   低級又怎樣呢?前幾天在一本小學教科書上看到一段故事。孫子把鼻涕拖在嘴唇邊。祖父要他弄掉,說給他十文錢。孫子把鼻涕吸了進去,就問祖父要錢,祖父說「我是騙你的」 。於是孫兒再把鼻涕拖出來;「我也是騙你了」 。請問這是有趣味的了,但這趣味的意義在那堜O?有的衹是壞影響,亳無社會意義,不過博人沒道理的一笑罷了。林琴南寫小說《妖夢》,駡提倡新文學的人,說他們都是禽獸,如張資平寫《一羣鵝》駡胡適等,說他們都是「 一羣鵝」,雖然自己下意識的自快一下,有什麽意義在那堜O?與社會有什麽關係呢?這些趣味,都可以說是低級的。

   從內容上說是如此,在形式方面也是一樣。譬如寫一個小銀元落地,說是:「有個小銀元落在地上了」 ,這有什麽趣味呢?但妥斯退夫斯基却不這樣寫,他要說,有一個小銀元從棹上滾了下來,在地上叮叮噹噹的跳着,一直響到他的面前,這就有趣味了。照前面那樣寫,雖不是什麽低級,趣味是沒的。後者所以能有趣味,是因為這樣描寫能傳出直接的真實的印象。

   所以高級的趣味,是具有强烈的社會意義,與生活密接有連繫有真實性的。低級的趣味,衹是一般說的「胡調」 而已,除掉「可發一笑」之外,什麽都沒有。

   依據這樣的原則去看,何謂趣味,以及怎樣分它高級和低級,是很容易看到了。再要說的,就是趣味也並非永久不變的,它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,也得根據作品的時代與環境去决定。  


(清)何紹基   《與汪菊士論詩》 - 《東洲草堂文抄》卷五   同治六年長沙刻本

   詩是自家做的,便要說自家的話,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話頭,都與自己無涉。如說山水,便有高深底閑話;說古迹,便有感慨陳迹底閑話;說朋友,便有投分相思惜別底閑話;爾也用得,我也用得,其實大家用不著。疑者曰:焉知彼此不同要說這句話?豈知偶然同一句兩句,是不能無的,然合上下看來,總要各出各意,句同意必不同,才是各人自家的話,斷無公共用得的。我常教子弟以不誠無物,若不是自家實心做出來,即出孝入弟,止算應酬;若是實心出來,即作揖問候,亦是自家的實事。試看誠心恭敬的君子,其作揖問候,氣象亦與人不同,况語言文字乎!


蔡元培

文學和一般藝術的關係怎樣?

   藝術的種類,不外乎視學的聽覺的兩大類。建築,雕刻,圖畫,是屬於視覺的;舞蹈稍涉觸覺,而動的形式美,也是視覺的範圍。音樂是屬於聽覺的。只有文學是綜合視聽兩覺的,他的積字成句,積句成篇,是視覺的範圍。他的語調,節奏,協韻,是聽覺的範圍。文學可以離其他藝術而獨立,而其他藝術,常有賴於文學的助力。在文學上取材於建築的描寫,附益以插畫的映帶。因然不為無益,但若是沒有這些,文學上獨立的價值還是存在。至於音樂因歌詞而增美。為最易見的。造形美術,雖都可獨立觀賞,然如建築的美往往賴文學家的形容而讀者身入其中;又如「畫中有詩,詩中有畫」為中國文人畫家的標語;均足見文學與其他藝術關係的密切。凡綜合各種藝術的,如戲劇,如電影,均以脚本作靈魂,又無論何種藝術,均藉文學家的藝術史而不朽,這可見文學有統制其他藝術的能力了,我所以在前一篇武斷的推文學作一般藝術的總代表。


俞平伯  

白話詩的三大條件 (《俞潤民,陳煦 - 德清俞氏》)

   在新詩剛興起的時候,有些人不能接受,也有些人不能理解,因此,提倡新詩招到社會上一些人的非難。根據這些,俞平伯先生給《新青年》的記者寫了一封信,據理駁斥那些非難白話詩的保守派;同時提出自擬的白話詩的三大條件 。他的觀點受到《新青年》編輯部和胡適的贊揚。《新青年》雜誌把這封信,題名為《白話詩的三大條件》 ,並由胡適寫一跋語,發表在《新青年》1919年第六卷第三冊上。信的原文是:

   記者足下:

   《新青年》提倡新文學以來,招社會非難也不知道多少。大約無意識的占據大半。我們固然應該篤信我們的是處,竭力做去,决不可浮蕩 無根,輕易存退縮心思。鄙人意思完全同諸位一樣,而其中獨以新體詩招人反對最力。我們對社會這種非難,亦應該分別辦理。一種是一知半解的人,他們只知道古體律體五言七言 ,算是 中國詩體正宗。斜陽芳草,春花秋月,這類陳腐的字眼,才足以裝點門面,看見詩有點用白話做的,登時惶恐起來,以為詩可以這般隨便做去,豈不是把他們的斗方名士派辱沒了嗎?這種人正合屈原 所說:"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。"我們何必領教他們的言論呢?還有一種非難,却有點見識,他們並不是根本反對白話詩,不過從組織方面,肆其攻擊罷了。我聽社會這種評論,不覺引起我對於白話詩的意見。大凡無 論何種文章,一方是文字之組織,一方是所代表的意義。在一般通俗文章,盡可專注於內質,文詞只要明顯,種種修詞,概可免去,但詩歌一種,確是發抒美感的文學,雖主寫實,亦必力求其遣詞命篇之完密優美。因為雕琢是陳腐的,修詞是新鮮的。文詞粗俗,萬不能發抒高尚的理想。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。現在我對於白話詩,胡亂擬出三條,供諸位商榷。

   (一) 用字要精當,做句要雅潔,安章要完密。這是凡白話文,都該注意的,而用白話入詩尤甚。因為如沒有這種限制,隨着各人說話口氣,做起詩來,一天盡可以有幾十首,還有什麽價值呢?自己先沒有美感,怎樣能動人呢?用白話做詩,發揮人生的美,雖用不着雕琢,終與開口直說不同。這個是用通俗的話做美術的詩之第一條件。

   (二) 音節務求諧適,却不限定句末用韻。這條亦是做白話詩應該注意的。因為詩歌明是一種韻文,無論中外,都是一樣。中國語既係單音,音韻一道,分析更嚴。現在句末雖不定用韻,而句中音節,自必力求和諧。否則做出詩來,豈不成了一首短篇的散文嗎?何以見得它是詩呢?做白話詩的人,固然不必細剖宮商,但對於聲氣音調頓挫之類,還當考求,萬不可輕輕看過,隨便動筆。

   (三) 說理要深透,表情要切至,叙事要靈活。前邊兩條,都是表面,這個說到本質。凡是好的文章,决不僅在文法上之構造。其所代表的內容,最為重要。而詩尤與文不同,在文可以直說者,詩必當曲繪,文可以繁說者,詩只可簡括。所以詩的說理表情叙事,均比較散文深一層。話說正了,意思依然反的。話說一部分,意思却籠罩全體。這無論文言白話都是一樣,而用白話入詩,比較更難。因為說得太多,太真便失了詩的面目。太包括了,又怕籠統含糊,意義欠清晰。所以真正有價值的白話詩,比某先生某翁大作難做得多。如沒好的意思,只好不做。在文學界上盡嫌它少,不嫌它多。但有一首詩便有一首詩的價值,做詩的人,才算不白費腦筋。我個人意見如此。

   諸位以為怎樣呢?

俞平伯  1918年10月1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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