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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徹底了解和欣賞文學，你必須自己動手練習創作。創作不是易事，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它需要辛苦學習，依着程序，一步一步向前，下一分功夫，得一分效果，孳孳不輟，有如下圍棋，一段一段地前進，到後來總可以達到意到筆隨的程度。許多學子對寫作不肯經過淺近的基本訓練，以為將來一動筆就會一鳴驚人，那只是妄想，雖是天才也未必做到。

咬文嚼字

咬文嚼字這個成語的涵義通常不很好。但是在文學，無論閱讀或寫作，我們必須有一字不肯放鬆的嚴謹。文學藉文字表現思想情感;文字上有含糊，就顯得思想還沒有透徹，情感還沒有凝鍊。咬文嚼字，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，實際上就是調整思想和情感。從來沒有一句話換一個說法而意味仍完全不變。一般人根本不瞭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關係，以為更改一兩個字不過是要文字順暢些，漂亮些，簡潔些。其實更動了文字，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，內容和形式是相隨而變的。試舉例 (史記李廣射虎) 文中: "李廣見草中石，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，視之，石也"，如果改為"見草中有虎"，表面上似乎簡潔些，卻實在遠不如原文"草中石，以為虎"。又如將"視之，石也"，改成"既知其為石"。原文"視之，石也"有發見錯誤而驚訝的意思，改成"既知其為石"，便失去這意味。韓愈月夜聽見賈島吟詩，有"鳥宿池邊樹，僧推月下門"，勸他把"推"字改為"敲"字，不謹是文字分別，更是意境分別，成為文人千古美談。於今人們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說得好聽一點，說成"推敲"。

文學與人生

       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。就其為藝術而言，它與音樂，圖畫，彫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。文學所用的工具，無待外求，不像音樂，圖畫，彫刻，不是每個人都能掌握運用，可是每個人只要能說話就能運用語言，只要能識字就能運用文字。語言和文字是每個人表現情感思想的一套隨身法寶，它與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關係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最直截簡便的路，也是與人生最有密切相關的藝術。
我們把語言文字聯在一起說，是文化現階段的實況而言，在演化過程上，先有口說的語言，而後才有手寫的文字。文字未產生前，語言就有文學，也是最普遍的一種藝術。原始民族中，人人都喜歡唱歌，講故事。這就是詩歌，小說和戲劇的起源，像中國的詩經，希臘的荷馬史詩，歐州中世紀的民歌，英雄傳說，原先都由口頭傳誦，後來才被人用文字寫下來。
文學作品在原始社會中，沒有固定的著作權，它是流動的，生生不息的，而且是集腋成裘。這種文學作品最能表現一個社會的人生觀感。所以從前統治者和關心政教的人要在民俗歌謠中窺探民風國運，采風觀樂在春秋時代還是一個重要的政典。

        從口傳文學變成文字寫定的文學，本來是一個大進步，因為文學作品不用倚靠記憶和口誦流傳下來，影響可以擴充到更久更遠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也是文學留傳的一個厄運和障礙，因為識字需要先受教育，不識字的人便無從創作和欣賞文學作品，文學便變成文人階級的特殊專利品，於是文學就逐漸和全民眾疏遠了。這種變遷的壞影響很多，第一，文學變成不能表現普羅大眾的精神和意識，其次，它成為一個特殊階級的興趣，不能普及於一般人。於是一般人就把它認為無足輕重，不是生活的必需。在最初，凡是能運用語言的人都愛好文學，後來文字產生了，只有識字的人纔能愛好文學，現在連識字的人也大半不愛好文學。

        先談文學有用無用問題，一般人嫌文學無用，近代有一批主張為文藝而文藝的人卻以為文學的妙處正在於它無用。和其它藝術一樣，比如說，茶壺有用，因能盛茶，不管它是泥的，瓦的，扁的，圓的。但是人不以此為滿足，製壺不但要能盛荼，還要能賞心娛目。於是在質料，式樣，顏色上費盡機巧以求美觀。文學也是如此，它起於實用，要把自己知所感說給別人知道。但是它超過實用，要把話說得好，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。所以文學之所以值得我們探討，也就在此。這種為文藝而文藝的看法，確有一番正當道理。但是我以為縱然退一步想，文學也就不能說完全無用。人之所以為人，不只因為他有情感思想，尤在他能以語言文字表現情感思想。試假想人類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像牛羊犬馬一樣，人類能否有那樣光輝燦爛的文化。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。有了語言文字，許多崇高的思想，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才能流傳廣播，由一個心靈出發，去感動和啟發無數心靈。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，就看語言文字運用得好與壞。在數千載之下，左傳，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蹟還活現在我們眼前，若沒有左丘明，司馬遷的那種生動文筆，這事如何能得到。從前也許有許多值得流傳的思想與行蹟，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，就淹沒無聞了。我們自己不時常感覺到心裏有話要說而說不出的苦楚麼。孔子說得好"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"，單是行遠這一個功用就深廣不可思議。

        柏臘圖，盧梭，托爾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懷疑到文學的影響，以為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。世間有一部份文學作品確有這種毛病，本無可諱言，但是因噎不能廢食，我們只能歸咎於作品不完美，不能斷定文學本身必有罪過。。。。。。譬如草木，在風調雨順的環境之下，它的一般生機總是欣欣向榮，長得枝條茂暢，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，生來就需要宣洩生長，發芽開花，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，生機便遭窒塞殘損，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態的花草。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，也就是生機的發展，所以要完全實現人生，離開文藝決不成。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乾枯濁俗，生趣索然，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。

資禀與修養

        拉丁文中有一句名言: "詩人是天生的，不是造作的"，這句話本來有不可磨滅的真理，但往往被人援為口實。遲鈍的人說，文學必需靠天才，我既沒有天才，就生來與文學創作無緣，努力也是枉費精神。聰明人說，我有天才，這就夠了，努力是多餘的。天才之所以為天才，正是它不費力而有過人的成就。這兩種普遍心理誤人不淺。文學的門是大開的，遲鈍者誤認為它關得很嚴密，不敢問津，聰明者認為自己生來就在門裏，用不着摸索。他們同樣地懶怠下來，同樣地被關在門外。
從前有許多迷信色彩附在天才這個名詞上面，認為天才是神靈的憑藉。我以為與其說天才，不如說資禀，這是與生俱來的，只有程度上的等差。有人多得一點，有人少一點。天才並沒有什麼神奇，莎士比亞和你我比相去雖不可以道里計，他所有的資禀你和我並非完全沒有，只是他有的多，我們有的少。如果我們完全沒有，如何可以了解他，欣賞他的作品。除白癡外，人人多多少少都可以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，也就是說我們多或少都具有文學所必需的資禀，包括欣賞和創作。文學是用語言文字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，一個人只要有思想感情，只要能運用語言文字，也就是具有創作文學所必需的資禀。

        就資禀說，人人都可以致力文學，不過資禀有高有低，每個人成為文學家的可能性和在文學上的成就有大有小。我們不能對每件事都能登峰造極，有幾分欣賞和創作文學的能力，總比完全沒有好。要每個人都成為一流文學家，這是不可能的。要每個人都能欣賞文學，都能運用語言文字表現思想感情，這不但是很好的理想，而且是可以實現的理想。天生的資禀只是潛能，要潛能成為事實，不能不假人力造作。好比花果的種子，天生就有一種資禀可以發芽成樹，開花結實。如果不能發芽成樹，開花結實，是因為缺乏人工的培養。儘管一個人天資好何優良，他的資禀能否實現於學問的功力與成就，也是如此，如果他不下工夫修養，他必定是苗而不秀，華而不實。天才愈卓越，修養愈深厚，成就也就愈偉大。比如說李白和杜甫對於詩不能說沒有天才，可是大家都道知這兩位大詩人所下的工夫。李白在人生哲學有道家的底子，在文學方面從詩經，楚辭，到齊，梁體詩，他沒有不費苦心模擬過，杜甫無一字無來歷，世所共知。西方大詩人像但丁，莎士比亞，哥德，沒有一個不是修養出來的。

        孔子有一段論學問的話最為人所稱道: [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]。這話確有至理，但亦要看"知"的對象為何，如果所知是文學，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沒有，困而知之也沒有，大部份文學家是有"生知"的資禀，再加上"困學"的功夫而有所成就。牛頓說: 天才是長久的耐苦，這話也須用邏輯的眼光去看，長久的耐苦不一定造成天才，天才卻有賴於長久的耐苦，一切的成就都如此，文學只是一例。

        天生是資禀，造作是修養，資禀是潛能，是種子，修養使潛能實現，使種子發芽成樹，開花結實。資禀不是我們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，修養卻全靠自家的努力。在文學方面，修養包涵極廣，舉其大要，約有三端。

        第一是人品的的修養。從一方面說，人品與文品似無必然的關係。魏文帝早就說過"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"。劉彥和在文心雕龍一口氣就數了一二十個沒有品行的文人，齊，梁以後更有許多顯著的例，像馮延己，嚴嵩，阮大鋮之流更不在內。藝術的活動出於直覺，道德的活動出於意志，二者實不相謀。因此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，批評家也不應從他的生平事蹟推論他的藝術的人格。
但是從另一方面說，言為心聲，文如其人。思想感情為文藝的淵源，性情品格又為思想的型範。思想情感真純則文藝華實相稱，性情品格深厚則思想情感亦自真純。[仁者之言藹如]，[詖辭知其所蔽]，屈原的忠貞耿介，陶潛的沖虛高遠，李白的徜徉自恣，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，都表現在他的作品裏面。他們之所以偉大，就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，而是整個人格的表現。不瞭解他們的人格，就不能徹底瞭解他們的文藝。從這個觀點看，培養文品在基礎上下功夫就必須培養人品。文品表現人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在文藝上有真正偉大的成就，他必須有道德的修養。我們並不主張一切文學家在品格上都走上一條路。文品需要努力創造，各有獨到，人品亦如此，一個文學家必須有真摯的性情和高遠的胸襟，但是每個人的性情中可以特有一種天地，每個人的胸襟中可以特有一副邱壑，不必强同而且也決不能强同。

其次是一般學識經驗的修養。文藝不單是作者人格的表現，也是一般人生世相的返照。培養人格是一套工夫，對於一般人生世相積蓄豐富而正確的學識經驗又是另一套工夫。這可以分兩層說，一是讀書。從前中國文人以能鎔經鑄史為貴，韓愈在(進學解)裏發揮這個意思，最為詳盡。讀書的功用在儲知蓄理，擴充眼界，改變氣質。讀的範圍越廣，知識越豐富，審辨愈精當，胸襟也愈寬闊。在近代，一個文人不僅要博習本國古典，還要涉獵現代各科學問，否則見解難免偏蔽。這事固然很難，我們第一要精選，不要浪費精力於無用之書，第二要持恆，日積月累，涓滴終可成江河。第三要有哲學的高瞻遠矚，科學的客觀剖判，否則食而不化，學問反而汨沒性靈。其次是實地觀察體驗。這對於文藝創作或比讀書還更重要。從前中國文人喜遊名山大川，一則贈長閱歷，一則吸納自然界瑰奇壯麗之氣與幽深玄渺之趣。其實這種氣與趣不只在自然中可以見出，在一般人生世相中也可得到。

文學超現實而卻不能離現實，它所創造的世界儘管有時是理想的，卻不能不有卻不能不有現實世界的真實性。近代寫實主義者主張文學須有憑証，就因為這個道理。你想寫某一種社會或某一種人物，你必須對那種社會那種人物的外在生活與內心生活都有徹底的瞭解，這非多觀察多體驗不可。要觀察得正確，體驗得深刻，你最好投身他們中間，和他們過同樣的生活。你過你生活越豐富，對於人性的瞭解愈深廣，你的作品自然愈有真實性，不致如霧裏看花。

第三是文學本身的修養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文學的器具是語言文字。我們第一須認識語言文字，其次須有運用語言文字的技巧。這事看來似很容易，因為一般人日常都在運用語言文字，但是實在極難，因為文學要用平常的語文字產生不平常的效果。文學家對於語言文字的瞭解必須比一般人都較精確，然後可以運用自如。他必須懂得字的形，聲，義，字的組織以及音義與組織對於讀者所產生的影響，這要包涵語文學，文法，美學和心理學各個層面。所以從前人做文章很重視小學(即語文學，就看出語文這工具的重要性。一個人想做出第一流文學作品，別的條件不用說，單說語文研究一項，他必須要有深厚的修養。他必須達到有話都可說出，而且說得好的程度。

運用語言文字的技巧一半根據對於語言文字的認識，一半也要靠虛心模倣前人的作品。文藝必止於創造，卻必止於模倣，模倣就是學習。最簡捷的辦法是精選模範文百篇左右，細心研究每篇的命意布局分段造句和用字，熟讀成誦，務求透懂，玩味其中聲音節奏與神理氣韻。這一步做到了，再拿這些模範來模倣，前人叫做擬。模倣可以由有意的漸漸變為無意的，習慣就成了自然。入手不妨嘗試各種不同的風格，再在最合適自己的風格上多下工夫，融合各家風格的長處，成就一種自己獨創的風格。從前做古文的人大半經過這樣的訓練。依我想，也不能有一個更好的學習的方法。
以上談文學修養，僅其大者略舉數端。我們只要想一想這幾點所需要的準備工夫，就知道文學並非易事，不是全靠天才所能成功的。

文學的趣味

文學作品在藝術價值上有高低的分別，鑑別出這高低而特有所好，特有所惡，這就是普通所謂趣味，辨別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評判，玩索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賞，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藝術中所領略得的趣味表現出就是創造。趣味對於文學的重要於此可知。文學的修養可以說就是趣味的修養。趣味是一個比喻，由口舌感覺引申出來的。它是一件極尋常的事，卻也是一件極難的事。雖說[天下之口有同嗜]，而實際上[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]。它的難處在沒有固定的客觀標準，而同時又不能完全憑主觀的抉擇。說完全沒有客觀的標準吧?文章的美醜猶如食品的甜酸，究竟容許公是公非的存在，說完全可以憑客觀的標準吧?一般人對於文藝作品的欣賞有許多個別的差異，正如有人嗜甜，有人嗜辣。在文學方面下過一番工夫的人都明白文學上趣味的分別是極微妙的，差之毫釐往往謬以千里。極深厚的修養常在毫釐之差上見出，極艱苦的磨鍊也常在毫釐之差上做工夫。

        舉例說，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許多讀者所熟讀的。[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緣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   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倚闌干。]，馮正中，王荊公諸人都極讚賞[細雨夢回]二句，王靜安在人間詞話却說:"菡萏香銷翠葉殘二句，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，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二句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"，人間詞話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，這首詞最後二句[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]，最為蘇東坡所歎賞，王靜安也不以為然，說:"少游詞境最為淒惋，至[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]，則變而為淒厲矣，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為皮相。"

        這種優秀的評判正足見趣味的高低。我們玩味文學作品時，隨時要評判優劣。表示好惡，就隨時要顯趣味的高低。

        馮正中，王荊公，蘇東坡諸人對於文學不能不算得解人，他們所指出的好句也確實是好，可是細玩王靜安所指出的另外幾句，他們的見解確不無可議之處，至少是[郴江遶郴山]二句實不如[孤館閉春寒]二句。幾句中間的差別妙到不可分辨的程度，所以容易被人忽略過去。賞識[郴江遶郴山]的是一種胸襟，賞識[孤館閉春寒]的是另一種胸襟，同時，在這一兩首詞中所用的鑑別眼光可以應用來鑑別一切文藝作品，顯出同樣的抉擇，同樣的好惡，所以對於一章一句的欣賞大可見出一個人的一般文學趣味。好比善飲酒者有敏感鑑別一杯酒，就有敏感鑑別一切的酒。趣味其實就是這樣的敏感。離開這一點敏感，文藝就無由欣賞，好醜妍媸就變成平等無別。

不僅欣賞，在創作方面我們也需要純正的趣味。每個作者必須是自己的嚴正的批評者，他在命意布局遣詞造句上都須辨析錙銖，審慎抉擇，不肯有一絲一毫含糊敷衍。他的風格就是他的人格，而造成他的特殊風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。一個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鍛鍊的功夫上最容易見出。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舘，其中修改的痕跡最足發人深省。中國名家修改的痕跡多隨稿本淹沒，但在筆記雜著中也偶可見一斑。黃山谷的(衝雪宿新寨)一首七律，五六兩句原為"俗學近知回首晚，病身全覺折腰難"，這兩句本甚好，所以王荊公在都中聽到，就擊節贊歎，說:"黃某非風塵俗吏"。但是黃山谷自己仍不滿意，最後改為"小吏有時須束帶，故人頗問不休官"。這兩句仍是用陶淵明見督郵的典故，卻比原文來得委婉有含蓄。棄彼取此，亦全憑趣味。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，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，就大可苟且偷安。

以上談欣賞和創作，摘句說明，只是為其輕而易舉，其實一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。你可以特別愛好某一家，某一體，某一時代，某一派別，把其餘都看成左道狐禪。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強烈深固，一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別敵友，黨其所同，伐其所異。文學史上許多派別，許多筆墨官司，都是這樣起來的。
在這裏我們會起疑問，文藝有好壞，愛憎起於好壞，好的就應得一致愛好，壞的就應得一致憎惡，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麼大的紛歧呢?你擁護六朝，他崇拜唐宋，你贊賞蘇辛，他推崇温李，紛紛擾攘，莫衷一是。作品的優越不可為憑，莎士比亞，勃萊克，華茲華司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。讀者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，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歌德，約翰生看不起密爾敦，佛朗司譏誚荷馬和浮吉爾。這種趣味的紛岐是極有趣的事實。粗略地分析，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。

        第一是資禀性情。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。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。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，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，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，他們所產生的文藝各具一種風格，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。就個人論，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，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。比如在想像方面，造型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畫那樣一目瞭然，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隱約;在性情方面，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，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;在天然傾向方面，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，內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。這只是就幾個犖犖大端來說，每個人在資禀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，這就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。

        其次是身世經歷。謝安有一次問子弟:"毛詩何句最佳?"，謝玄回答:"昔我往矣，楊栁依依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"。謝安表示異議，說:"訏謨定命，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"(見世說新語)，這兩人的趣味不同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分。謝安自己是當朝一品，所以特別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;謝玄是翩翩公子，所以那流連風景，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。本來文學欣賞，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。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歷的相近，我們自然更容易瞭解，更容易起同情。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，特別親切有味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        第三是傳統習尚，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，指出(民族)(時代)(周圍)為文學的三大决定因素，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。各民族，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，每個人的(周圍)(法文 milieu 略似英文 circle，意謂圈子，即常接近的人物，比如說，屬於一個派別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裏)都有它的習尚。在西方，古典派與浪漫派，理想派與寫實派;在中國，六朝文與唐宋古文，選體詩，唐詩和宋詩，五代詞，北宋詞和南宋詞，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，彼此中間都有很森嚴的壁壘。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，就覺得衹有那一派是正統，阿其所好，以至目空其餘一切。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，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。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，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，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。我很愛讀舊詩文，向新文學作家稱道舊詩文好處，也被他們嗤為頑腐。此外新舊文學家中又各派別之下有派別，京派海派，左派右派，彼此相持不下。我冷眼看得很清楚，每派人都站在一個圈子裏，那圈子就是他們的天下。

一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所表現的趣味，大半由上述三個因素決定。資禀性情，身世經歷和傳統習尚，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個人身上的，不輕易能擺脫，而且它們的影響有好有壞，也不必完全擺脫。我們應該做的功夫是根據固有的資禀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，擴充身世經歷而加以細心的體驗，接收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，融會貫通。這三層工夫就是普通所謂學問修養。純恃天賦的趣味不足為憑，純恃環境影響造成的趣味也不足為憑，純正的可憑的趣味必定是學問修養的結果。孔子有言:"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"，彷彿以為知，好，樂是三層事，一層深一層;其實在文藝方面，第一難關是知，能知就能好，能好就能樂。知，好，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一體，就是欣賞，而欣賞所憑的就是趣味。許多人在文藝趣味上有欠缺，大半由於在知上有欠缺。有些人根本不知，當然不會觸感到趣味，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聽琴，不起作用。這是精神上的殘廢。犯這種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。有些人得知不正確，於是趣味低劣，缺乏鑑別力，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，取惡劣作品療飢過癮，以為這就是欣賞文學。這是精神上的中毒，可以使整過的精神受腐化。有些人知得不周全，趣味就難免窄狹，像上文所說的，被囿於某一派別的傳統習尚，不能自拔。這是精神上的短視，坐井觀天，誣天藐小。

要診治這三種流行的毛病，唯一的方劑是擴大眼界，加深知解。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，生長在平原，你說一個小山坡最高，你可以受原諒，但是你錯誤。"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小而小天下"，那"天下"也只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。要把山估計得準確，你必須把世界名山都遊歷過，測量過。研究文學也是如此，你玩索的作品愈多，種類愈複雜，風格愈紛歧，你的比較資料愈豐富，透視愈正確，你的鑑別力(這就是趣味)也就愈可靠。

人類心理都有幾分惰性，常以先入為主，想獲得一種新趣味，往往須戰勝一種很頑強的抵抗力。許多舊文學家不能欣賞新文學作品，就因為這個道理。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起初習文言文，後來改習語體文，頗費過一番衝突與掙扎。在纔置信語體文時，對文言文頗有些反感，後來多經摸索，覺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價值。專就學文言文說，我起初學桐城派古文，跟着古文家罵六朝的綺靡，後來稍致力於六朝人的著作，纔覺得六朝文也有為唐宋文所不可及處。在詩方面我從唐詩入手，覺宋詩索然無味，後來讀宋人作品較多，纔發見宋詩也特有一種風味。我學外國文學的經驗也大致相同，往往從篤嗜甲派不瞭解乙派，到瞭解乙派而對甲派重新估定價值。我因而想到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闢土，須逐漸把本來非我所有的征服為我所有。英國詩人華茲華司說道:"一個詩人不僅要創造作品，還要創造能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"，我想不僅作者如此，讀者也須時常創造他的趣味。生生不息的趣味纔是活的趣味，像死水一般靜止的趣味必定陳腐。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見新境界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個窄狹的圈子裏。這道理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文學修養，也可以適用於全民族的文學演進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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